林依晨

尤有进者，虽然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同属于基本权利侵害，且俱属于合法侵害，但其哲学基础决定其与基本权利限制具有质上的差异。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缘开发利益 如前文所述，《土地管理法》数度被修改，征收补偿标准渐次提高。在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摘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预示了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征地范围可能会限缩，补偿标准可能提高，征收程序的正当性不足，国家是生存照顾义务增强。[4]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让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革的蓝图胎死腹中。被逼出来的征收与宪法第十条的冲突非常明显。[7]《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17]李凤章：《通过空权利来反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革》，《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第16页以下。

程雪阳博士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现行宪法文本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指城市的土地可以属于国家所有，也可以不属于国家所有，这明显游离了宪法文本的语义。对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亦应给以适当的安置，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并、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当然，条文的表述更具有强制性。

在涉及新宪法所要规定的内容时，叶剑英强调，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怎样健全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应当在修改后的宪法中作出适当的规定，但他也没有提新宪法要体现党的领导问题。根据这个纲要的规划，中共中央将要制定的党内法规的范围，包括党如何实施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以及如何加强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明确提出要规范和完善党对立法机关、政法机关的领导制度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制度，规范和完善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制度以及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这种观点简单地、机械地认为，党的领导不能靠宪法和法律规定，党不能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获得永久的领导执政地位，党的领导也不能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93] 可以清晰地预见，中央决定用党内法规的形式，将党的领导的各类事项制度化、规范化，有以下重要特点：第一，它直接与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发生了衔接，将会解决几十年来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缺乏系统性、规范性落实措施的问题。

[89]说到这种程度，张友渔似乎还意犹未尽，他拿出了毛泽东的原话来论证：毛主席过去讲过：‘我们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页。

孙冶方最后得出结论说： 因此，我认为从宪法中删除第二条及类似条文，有利于恢复宪法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有利于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和转变党员的工作作风。你讲社会主义优越，他（持反对意见者）讲三个小老虎（台湾、新加坡、南朝鲜）比你收入多，比你发展快。但在1982年4月22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他在所做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作了回应。但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有关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国务院及其组成人员的规定，在这个讨论稿中没有出现，这一内容是否已包含于序言中的组织领导之中呢？胡乔木的报告中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迄今不得而知。

[61] 在正面阐述上述领导方式后，彭真话锋一转，说：同时，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对于国家事务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协商，提出建议，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从此，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一句，是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新加的，意在强调党对于建国的历史作用。[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为这件事，彭真和胡乔木颇费踌躇后才做出了选择。[53]3月12日，全国政协在京常委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刘瑞龙委员建议，第一条中应当加上党的领导。

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对叶剑英的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时，特别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并对四项基本原则具体的写法提出详细意见。在彭真的主导和亲力亲笔下，到1982年春，序言中对如何写党的领导已大体有定数了。

文革结束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全党全国人民空前解放了思想，并对建国以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文革浩劫展开了深沉的反思。1981年6月15日，他在向中央汇报前述第五次讨论稿的一些问题时，专门提了这一考虑。按照彭真的阐述，党的领导有三种方式：一是思想政治领导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70]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按照彭真的理解，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其他。姑且不论三十年来理论和实践中对党的领导的认识与运用的歧见，翻检当时参与宪法修改工作的一些先贤们的讲话、报告或者文章，就会发现，认识和理解上的不一致似乎从宪法修改时就已存在。那么，是谁做出的决断呢？从前文所述的逻辑看，当然是邓小平。

胡乔木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他用十分开放的态度对待宪法修改，根据顾昂然的记录，他甚至曾经考虑，宪法可以不必写序言。[30] 那么，彭真是怎么解答的呢？他显然动了意气，也沿用了前述邓小平回答的逻辑： 如果有人讲‘文革党犯了错误，回答是犯了错误，太平天国没犯错误？。

一种意见认为，注重写历史而不是主张，特别是不写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在宪法中弱化了党的领导。要统一思想，必须考虑反对者的意见。

如何统一思想呢？能不能说，因为这是中央提出来的，就必须写到宪法里呢？这样并不能真正统一思想。[64]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怀法制建设》，第103-104页 [65]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104页。

在序言里面载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和总纲里有关人民主权及公民权的规定互相抵触。为用这种方法统一思想，彭真颇费了心血。[40] 从上述党中央、国务院的发文以及领导人如此密集的措词严厉的讲话，可以想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斗争的波涛汹涌。[86] 顾昂然：《宪法起草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第14页。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的当月，即1980年9月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胡乔木写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和宪法修改的一些设想。[66]1987年11月23日，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谈到党的领导与发展基层民主的关系时说：党的核心领导靠什么？第一，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显然，胡乔木是倾向于在宪法中明确写出党的具体领导方式的。[90] 《张友渔文选》（下卷），第245页。

[36] 这种写法实际是积极地回应了有关方面要求对党进行监督的意见。[14] 《叶剑英选集》，第560-562页。

四化成败决定于放弃马列程度、两党制、多党制、多主义制。并在内容（要）改变下划了粗线。但30年来，对于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历史背景，宪法体制内党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如何看待党的领导的法律效力等重大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并存在这样那样的模糊和分歧。但是，1982年宪法制定时，历史发生了巨变，在涉及是否要写党的领导时，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发生了，宪法文本的最终规定是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中做出的决断。

[29]胡乔木说的这个正确合法地位，无疑是宪法中的地位。第四，它特别强调，将要制定的党内法规应当体现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彭真接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

党的领导语焉不详，容易造成一党专政，又往往变成一人专政、领袖专政。[38]6月下旬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党内党外怀疑、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想并没有熄灭。